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的教授乔丹·弗里斯（Jordan Frith）觉得是这样：人们不再想它，它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条形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去年出版的《条形码》（Barcode）中写道：“条形码的隐蔽和平凡正是其成功的最终象征。”
50 年前，条形码在美国应用于商业，如今几乎无处不在。食品、快递、书籍、门票、医药、登机牌上都可看到它的身影。全球每天大约出现 60 亿次扫描条形码的 “嘀嘀” 声，每秒钟售出约 7 万件商品。
2012 年，条形码的后代二维条形码（2D barcode，简称 “二维码”）借助移动支付率先在中国得到大规模应用。它让网络站点平台成为消费者和商户的连接者，推动了支付宝和微信崛起。中国人每天几乎都要用智能手机 “扫一扫” 好几次，无论是买菜、坐地铁，还是想打开一辆共享自行车，或添加一个人为微信好友。
条形码和二维码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AIDC）领域的众多技术之一，其他技术包括近场通信（NFC）、人脸识别、物体智能识别等。它们不是功能最强大的识别技术，却应用最广泛。它们是计算机连接现实世界的接口，也是现代商业体能如此庞大的必要组成。
1974 年 6 月 26 日 8 点 1 分，在美国俄亥俄州特洛伊市的马什超市（Marsh Supermarkets），收银员莎朗·布坎南（Sharon Buchanan）使用激光扫描仪扫描了一包 5 条装共 50 片的箭牌果汁口香糖。电脑显示记账 67 美分，“通用商品条形码”（UPC）正式诞生。
这包口香糖的复制品和扫描仪后被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博物馆收藏展览，以纪念这一看似微小实则影响深远的发明。
条形码改变了实体零售业，帮助美国的沃尔玛成就霸权，也让我们消费者的产品选择翻了几倍，大超市和后来的电子商务成为可能。
它是现代商业世界运行的基础设施。条形码产生的识别数据是全球市场的关键推动力，而全球市场需要大量信息来管理复杂的物流。假如没有条形码，现代商业的架构都会不同，全球经济的规模多半萎缩。
50 年间，条形码数次被预言即将消亡，但它没有，更让人讶异的是，如今的条形码和半个世纪前差别不大。而看看它周围的一切，扫描仪、数据库、计算机系统，都发生了巨变。
左为史密森尼博物馆收藏的箭牌果汁口香糖复制品，右为乔丹·弗里斯的著作《条形码》（Barcode）。图片分别来自：史密森尼博物馆和亚马逊。
弗里斯认为，条形码是过去 50 年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它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习以为常，以至于忽视它是多么好的发明。他决定写一本书讲述它的故事，这就是去年在美国出版的《条形码》（Barcode）。他希望人们读完书后，下次在超市排队结账时，能够停下脚步，思考这些改变世界的小黑线蕴含的深层意义。
弗里斯称，在人们开始宣扬 “大数据革命” 的几十年前，条形码就已经在推动一场属于自身个人的数据革命。仅在食品杂货业，条形码的应用就提高了效率和库存准确性，使商店能够储存更多种类产品，并通过一系列分析购买行为调整库存。此外，条形码提供了消费者行为的具体数据，改变了市场研究。条形码也催生了巨型超市，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它刚在美国出现时，超市平均库存只有 9000 种产品，但今天超过了 3 万种。它的影响远超消费领域，还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作用。
1940 年代末，一位超市主管找到美国费城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工程学院的院长，请他发明能让顾客更快完成购物、离开超市的方法。因为传统盘点货物的方法和结账造成的滞留让成本变得过于高昂，几乎吞噬了超市的利润。
那位院长拒绝了经理的请求，但这番对话被研究生伯纳德·西尔弗（Bernard Silver）无意间听到。西尔弗萌生兴趣，告诉了朋友诺曼·伍德兰德（Norman Woodland）。伍德兰德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战后从德雷塞尔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9 年 1 月，在迈阿密一处沙滩上思索的伍德兰德，将 4 根手指戳进沙子，突然联想到自己在童子军时期学会的摩尔斯电码。他回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莫名其妙地把手朝自己的方向收回来，这时沙子上出现了 4 条线。过了一会儿，我抽出了还埋在沙子里的手指，划拉了一下，沙子上出现了一个圆圈。”
伍德兰德意识到，摩尔斯电码靠的是点和线编码，那沙滩上的线条可通过改变粗细来编码。回到费城后，他和西尔弗商量设计出了最早的条形码，并于 1949 年申请专利，但到 1952 年才获批准。这款条形码和今天流行的矩形设计不同，是一系列向外发射的同心圆，像靶心或者牛眼。
诺曼·伍德兰德和伯纳德·西尔弗 1952 年获批的 “条形码” 专利。图片来源于：美国专利及商标局
由于伍德兰德他们当时没有开发出读取条形码的技术，所以这项发明的应用被搁置了。在爱因斯坦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基础上，休斯飞机公司的西奥多·梅曼（Theodore Maiman）博士在 1960 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到 1960 年代末，激光驱动的光学扫描仪已投入商业使用。
这意味着条形码的应用有了希望。因为黑条和白条的反射率不同，黑条会吸收大部分光，白条会反射大部分光，当光反射回扫描仪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脉冲信号。这些信号需要一定强度，所以要有像激光这样的强光才能产生。通过处理，脉冲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高的地方为 1，低的地方为 0。这样，条形码就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读懂的二进制。
今天条形码下面的十进制数字则是给人看的，以便条形码破损后人工输入。参考中国遵循的 EAN（欧洲商品条码）标准，前三位是国家或地区代码（比如中国是 690），接着 4 位是厂商代码，再接着 5 位是商品代码，最后一位则是检查码。除了 EAN，另一标准是美国的 UPC，区别是欧洲比美国多了一个数字标识国家或地区。现在，管理 EAN 和 UPC 的组织合并为全球非营利组织 GS1。GS1 管理着全球条形码的标准体系，确定保证产品代码的唯一性。
虽然激光和计算机的商用使得应用条形码有着技术上的可能，但要普遍的使用，还需要行业标准的统一。因为条形码系统只有在行业所有环节，包括商店、制造商、印刷商、包装商、分销商，都同意使用一种数据标准和符号的情况下，才在成本和效率上可行。
1970 年代初，美国食品杂货业选取各环节代表，设立了一个 “特设委员会”，讨论条形码的标准和符号。委员会确定，条形码只保留用以识别商品的数字，没有价格、重量、原产地等别的信息。该标准被称为 UPC。UPC 追求通用和极简的取向，影响了条形码后来的发展。
条形码符号的确定比较曲折，争论异常激烈。为了缓和气氛，委员们还一起去看了电影《深喉》放松。在经历长达两年多的争论后，最终共有 7 个方案入围。这些方案来自 IBM、Litton、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等，包括牛眼、扇形、太阳、矩形等各种形状。进一步争论后，委员会确定在 RCA 的牛眼和 IBM 的矩形两种符号之间做出抉择。
有趣的是，伍德兰德虽然发明了牛眼条形码，但这项专利的所有权当时在 RCA 手里。伍德兰德那时在 IBM 工作，还参与了矩形条形码的申报工作。弗里斯说，伍德兰德与人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主张同事乔治·劳雷尔（George Laurer）的发明优于自己的发明。这在说服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时发挥了作用。
矩形条形码的胜出也有实际理由。因为如果打印机晃动、墨水模糊或罐子凹陷，牛眼图案会变得难以辨认。相比之下，矩形垂直黑线设计的出错率要小得多。
1970 年代参与最后竞争的 7 种条形码方案。图片来源于：《条形码》（Barcode）
1973 年 4 月，IBM 的方案胜出。弗里斯觉得这是没有政府介入的规模最大行业合作范例之一。为了普及条形码，所有参与公司都同意放弃条形码符号专利带来的利润，将其置于公共领域。当然，它们并非全然无私而是觉得应该卖扫描仪来挣钱。
美国一家老牌杂志的高级副主编萨希尔·德赛（Saahil Desai）感慨，那时美国公司对商业和技术的看法与现在截然不同。很难想象今天有人会主动放弃借此发财的机会——条形码领域本能出现个埃隆·马斯克。事实上，他们用心血创造了几乎无处不在的条形码，但从未因此发财，或者变有名。
不过伍德兰德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获得了一些名声。历史作家加文·维特曼（Gavin Weightman）叙述，1992 年 2 月，有人拍摄了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在国家杂货食品业大会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呈现了他专注地盯着超市用的扫描仪扫描一盒罐头的场景。
当时的媒体认为，这张照片证明老布什第一次接触超市结账，言外之意是他已经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脱节。布什总统的助手反驳说，他是惊叹于扫描仪竟能识别损坏了的条形码。争论几个月之后，老布什向伍德兰德颁发了一枚国家技术奖章。
“伍德兰德终于得到了承认，而自他在迈阿密海滩想出条形码的主意，已逝去了 44 年。” 维特曼在《发现未来：重塑世界的五大发明》（Eureka: How Invention Happens）一书中写道。作者将条形码与飞机、电视、计算机和手机的发明相提并论。
虽然发明条形码的人没获得什么名利，但使用条形码的人赚到了。最大的赢家是沃尔玛，此公司靠着条形码技术和与之相关的系统，建立了行业主导地位。
第一家使用条形码的马什超市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区域连锁店。这也是条形码早期的典型使用者——中等规模的区域连锁店或者大型独立商店。因为大型全国连锁店应用新技术的速度相对较慢，小型独立商店负担不起条形码系统的昂贵费用。当时一家杂货店安装条形码系统大概要 20 万美元。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要三年时间才能通过降低人工和库存成本收回系统成本。
新系统的一个主要优点是通过自动化节省成本，比如减少结账时间、降低收银员工资、不再需要人工贴价格标签和更新库存。当然，顾客也受益了。而且，新系统还使商店更好地提供商品。商店经理能够迅速辨别出滞销商品和畅销商品，作出调整。
使用新技术能够赚到先发红利，但更好地使用才能成为主导者。1979 年，沃尔玛（Walmart）是美国南方的一家小型零售商，只有 229 家门店，平均收入约为凯马特（Kmart）门店的一半。凯马特是美国当时的零售龙头，拥有 1891 家门店，每家门店的平均收入为 725 万美元，享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10 年后，沃尔玛的税前销售回报率为 8%，几乎是凯马特的两倍。沃尔玛占美国百货零售商销售额也从 1982 年的 3% 增长到 2012 年 52%。而凯马特于 2004 年与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s）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在 2018 年宣布破产。
仅花了 10 多年，沃尔玛就成功赶超凯马特，成为当时世界上顶级规模、利润最高的零售商。直到现在，它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这一切是怎么样才能做到的？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创新经济学家詹姆斯·贝森（James Bessen）认为，重点是沃尔玛根据条形码建造了信息技术系统。
他解释，沃尔玛是百货行业中较早采用条形码扫描技术的企业。到 1980 年代末，沃尔玛的所有配送中心都采用了该技术。但沃尔玛不像传统连锁店采用的模式那样，将条形码生成的信息直接发送给总部集中决策，而是改变了流程，支持每位门店经理，甚至供应商分散决策。所有的配送中心都通过计算机网络相连。
为加强门店和总部之间的通信，沃尔玛在 1987 年耗资 2400 万美元建成自己的卫星网络，这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私有卫星通信系统。1990 年，沃尔玛推出了零售链接（Retail Link）软件，将其门店、配送中心和供应商连接起来，同时提供了详细的库存数据，使供应商对各个门店能有更深的了解。供应商可以跟踪各个门店的销售情况，生成订单以快速补货。某些情况下，计算机还会使用自动采购技术生成新订单。
1988 年，沃尔玛推出了超级中心（Supercenter）模式。它不再是一家销售商品的普通商店，而是一家集成销售干货、红肉、家禽、冷冻产品、新鲜海鲜和其他农产品的全方位服务超市。而且，它还提供一系列其他服务，例如银行，快餐，摄影、美发美甲，药品、眼镜、手机、轮胎和润滑油销售。
“对沃尔玛来说，最大的好处也许在于通过大幅度的增加产品数量来促进一站式购物。利用信息技术分散决策权，沃尔玛降低了管理额外产品线的成本，使门店可处理更多的商品。” 贝森在《创新的阻力》（The New Goliaths）一书中写道。
沃尔玛靠着条形码从美国南方的一家小型零售商，跃升为全球最大零售商。图片来源于：wikimedia
贝森同意，在一个门店中处理更多商品和产品线的成本很高。旧有连锁店的战略是限制产品数量并使之标准化，让集中决策可行且具有成本效益。沃尔玛利用信息技术有效地管理复杂性，彻底改变了这种模式。各地区门店数量以及每家门店商品数量的增加，创造了显著的规模经济。这使沃尔玛区别于竞争对手。
在物流层面，沃尔玛也放弃了传统的连锁店仓库模式，采用了 “交叉对接”。贝森解释，在沃尔玛的系统中，供应商的卡车在仓库卸货，但货物不是储存在仓库货架上供日后取用，而是直接装上送货卡车配送到门店。这要求供货卡车与送货到门店的卡车大致同时到达，丰富的数据流和信息技术使这种协调成为可能。
这种做法降低了大部分的仓库劳动力成本，使得沃尔玛的商品比竞争对手的价格大约低 10%。而且，沃尔玛省下了更多促销费用，通过减少缺货和降低库存更精准地预测销售。凭借自有卡车车队，沃尔玛能在 48 小时内将货物从仓库运到门店。与每两周补货一次的行业标准相比，沃尔玛平均每周为门店补货两次。
贝森说，沃尔玛不是唯一投资于信息技术以管理零售信息的企业。但沃尔玛做了不一样的事，它将信息技术与一种新型组织结合，改变了旧有连锁店模式。
“利用信息技术分散决策，能快速高效地做出无数决策，打造出能更好满足顾客需求的门店。正是这种技术和组织的结合让沃尔玛才得以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而西尔斯百货公司、凯马特以及无数小型零售商却在苦苦挣扎，经常失败。” 他总结道。
当沃尔玛将技术和组织成功结合后，它也拥有更多权力，改变了与供应商与制造商的关系。
沃尔玛原商店经理乔恩·雷曼（Jon Lehman）解释，通过条形码，沃尔玛能够跟踪特定商品在特定星期、特定日子、特定时段的销售情况。从以前一年只与供应商沟通一次，沃尔玛变成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与供应商沟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埃德娜·博纳西奇（Edna Bonacich）认为，沃尔玛清楚自己卖什么和以什么价格卖最受欢迎，所以它们能向制造商提出，“我们想以某个价格出售某种商品，你必须按这样的价格生产，否则不与你合作”。这让权力从制造商转移到了零售商。
条形码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零售业，弗里斯认为，“美国国防和汽车工业对条形码变成全球上占主导地位的识别基础设施特别的重要”。它们采用的是和 UPC 相似，但能容纳 43 个字符的 CODE 39 条形码。如今，条形码已扩散到超过 25 个行业、200 万家公司、150 个国家或地区。2004 年一项评估显示，美国企业 500 强里的 90% 都在使用条形码。
贝森觉得，条形码代表的是以信息技术管理复杂性，快速响应客户变化需求的竞争策略。不同公司要在复杂性上展开竞争。因为 “需求” 是理解新技术对经济最终影响的关键，而非生产效率或者供应问题。
利用这一优势，沃尔玛主导了零售业。别的行业的公司也纷纷建立了大型信息技术系统，利用它们来获得行业主导地位。比如汽车公司和飞机制造商建造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系统用于设计新型汽车和飞机；银行利用自身掌握的财务数据，以定制型信用卡服务精准定位的消费者，同时管理风险；Google 和 Meta 利用在线活动数据向消费者精准投放广告等等。
1994 年，受围棋里的黑白棋子启发，日本汽车零部件巨头电装（Denso）公司的工程师原昌宏，发明了今天人们最熟悉的一种二维条形码——QR 码（Quick Response Code，快速响应码）。相比线形条形码，二维条形码能在相同空间容纳更多数据。这一优势使得不少人认为它会取代线形条形码。
事实证明，二维码在被炒作一阵后就沉寂了 10 多年。弗里斯解释，数据越多不一定越好，功能越强大也不一定越好。UPC 或 EAN 等条形码的成功恰恰在于它们的简单。大多数条形码都是物体与数字之间的桥梁，扫描仪和供应链只需要关键信息，而 QR 码则通过智能手机成为人类与数字之间的桥梁，复杂且要求高。
虽然二维码在西方成了笑线 年代的中国，得益于智能手机普及、移动互联网兴起、信用卡没有普及的国情，它重新焕发了生机。应用场景广阔到超出想象。
2011 年，已经成立 7 年的支付宝最先推出了条形码支付，次年推出二维码支付，第三年又推出当面付、声波支付。二维码并未成为其主推的支付方式。
另一边，2011 年才诞生的微信最早注重的是二维码的社交属性，希望你 “秀” 出自己的二维码，像是一张 “名片”。即使是社交，微信当时寄予厚望的也是 “摇一摇”，而非 “扫一扫”，二维码同样没有最先成为其主导战略。
不过腾讯的领导者当时的确看到了二维码的潜力。比如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曾在 2012 年说：“PC 互联网的入口在搜索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在二维码。”
腾讯 CEO 马化腾 2018 年在深圳一次演讲时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2012 年）就意识到二维码是一个看似很简单，但未来连接线上线下一个最重要的桥梁。所以，微信在设计加好友的时候，有意设计成扫二维码，让各位明白扫二维码就要掏出微信。所以后来移动支付，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扫码，不用 NFC，也不用蓝牙感应，扫码是最简单的，也是最为消费者认可的。”
2013 年 8 月，微信支付开通，成为支付宝的挑战者。5 个月后，微信靠着 “红包” 这一创新功能吸引了超过 3000 万用户绑定了银行卡。一位当事人曾向我们回忆：“你能够理解为，微信只用了一个礼拜就把支付宝经营了十年的成绩做到了。” 差不多同时，嘀嘀接入微信支付，与快的展开大战。靠着 14 亿补贴，微信支付的用户升至 1 亿。
从 2015 年到 2017 年，双方每年至少投入 20 亿争夺支付市场。比如微信花 5300 万冠名 2015 年春晚，支付宝花 2.688 亿冠名 2016 年春晚 “集五福” 活动；支付宝补贴线下商超、独家接入肯德基，微信补贴线下商超、独家接入麦当劳；支付宝上线 “收钱码”，微信上线 “乘车码”；腾讯投资的美团外卖、摩拜单车接入微信红包九宫格等等。
从结果上看，微信成功抢夺了支付宝的移动支付市场占有率，让支付宝从 2013 年的接近 80% 降至 54%，微信则从 0 升至 40%，两者合计超过 94%。在线下支付市场中，微信更是以 70% 的份额远超支付宝的 20%。微信比支付宝更明白二维码不仅是一种支付方式，而是一种 “接口”。它连接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
此后，双方又推出 “刷脸支付” 等新功能，但移动支付的格局已定，“扫一扫” 成为数亿用户、消费者和商家的习惯。这也是近百亿补贴烧出来的习惯。
一些用户希望，如果各家公司相互连通，一码通用，将会带来更多便利。目前，银联云闪付已与微信、支付宝相互连通，但微信与支付宝之间仍有障碍。
除了这两家大公司，一些小公司也抓住了二维码支付在中国的机遇，共同建造了新的支付系统。比如王越 2002 年从日本回国后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二维码开发应用公司意锐新创。意锐新创开发了适宜于汉字的国家二维码标准——“汉信码”，但一度濒临倒闭。
2010 年代后，借着移动支付的春风，这家小公司起死回生。因为它开发了一款俗称 “小白盒” 的线下终端支付设备。“小白盒” 是顾客在结账时，用付款码一扣就支付成功的白色立体设备，市场占有率达 60%。
相比支持 NFC 和信用卡的 POS 机，小白盒不需要依赖银行工作人员，也不需要交 2000 元左右的押金和 0.5% 左右的手续费，安装成本约 200 元左右，所以很快占据了支付市场。至于支付宝和微信的 “收款码”，则几乎不需要额外成本，就为商家提供了支付系统支持。价格上的优势、方便易用、普及程度让二维码轻松战胜了 NFC 等先进技术。
2017 年，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战争落幕之后，二维码普及的成果外溢到国外。苹果开始在 iPhone 的相机里集成二维码扫描功能。之后，许多安卓手机效仿。这给西方用户使用二维码奠基了硬件条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 2020 年初开始蔓延的新冠疫情，二维码在西方从衰落到兴起。当时西方社会警示民众，新冠病毒主要是通过接触传播，建议 “无接触” 的方式沟通。因此，许多餐馆用二维码取代了可能传播病毒的纸质菜单，公司从通过印刷品营销转为让人们扫描二维码等等。
一项统计发现，从 2019 年到 2020 年，扫描过二维码的美国人比例猛增了 25%。到 2023 年，全球 QR 码扫描量近 2300 万次，比过去两年增长 4 倍还多。管理全球条形码标准的非营利组织 GS1 在 2023 年公布了一个名为 “Sunrise 2027” 的项目，计划推动公司到 2027 年底，用二维码取代条形码。条形码即将消亡的声音再次出现。
弗里斯称，没什么是永恒的，总有一天条形码会消失，但他对条形码很快就会被完全取代的预测持怀疑态度。
过去充斥着这样的论调：条形码很快就会被 “更好”、功能更强大的技术取代。早在 1970 年代 UPC 诞生之初，人们就已经在为条形码写悼词了。然而，条形码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身份识别基础设施，延续至今。
他分析，极简、够用是条形码生命力的来源。但它保持活力的另一大原因则是各行各业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到条形码系统中。
“无论哪种 AIDC 技术（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Auto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最终取代了条形码，它都不仅要比我们现在使用的条形码系统更好，而且要好得多。这样才可以证明全世界许多工作方式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是合理的。” 弗里斯写道。
美国食品杂货业在 1970 年代推行条形码应用的关键驱动力，在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当 UPC 在 1974 年诞生时，零售店员国际工会（RCIU）就开始抗争，宣称条形码将削减杂货店 20% 的工作岗位。
虽然 RCIU 没有阻止成功条形码的应用，但美国最后有 18 个州通过了禁止商品降价的相关法律，比如商店如果有条形码扫描仪，商品就不能降价。
类似的工会抗争在 1990 年代还有一场。当时，美国邮政总局想推广条形码来削减劳动力成本，说会节省 45 亿美元。这遭到了美国邮政工人工会（APWU）的强烈反对。APWU 认为，用条形码自动分拣邮件的计划是直接攻击劳工，将导致多达 1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由于工会势力那时在美国衰落，APWU 和 RCIU 一样败下阵来。1991 年，美国邮政总局宣布已经裁减数万个工作岗位。
条形码作为一种美学元素被设计改编，融进商品。图片来源于：《条形码》（Barcode）
1974 年 UPC 诞生后，美国消费者联合会（CFA）的领导人卡罗尔·塔克-福曼（Carol Tucker-Foreman）就发起了抗议。
消费者一是担心食品杂货业会将条形码系统的成本转嫁给顾客，提高商品的价值；二是条形码的应用会导致取消单个商品的标价，让他们不能方便快捷地对比商品的价值。福曼甚至担心，取消单品定价会降低消费者的价格意识，让其非理性消费，加剧了通货膨胀。
抗议取得了一些成效，有两个州通过了商品定价的立法，还有一些州在考虑类似方案。食品杂货业的人忧心忡忡，如果保留单品定价的联邦立法通过，条形码的应用可能完全停滞。
戏剧性的是，到了 1980 年代初，花了钱的人条形码的抗议消停了。这是因为福曼辞任，转去美国农业部就职，抗议失去了领袖。同时，消费者也发现条形码并没带来他们想象中那么大问题。
1989 年，美国一半以上的杂货销售都依赖于条形码。在劳工和消费的人抗议的双重冲击下，条形码活了下来。
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这关系到技术是增强还是替代人们的能力，但最终取决于谁控制技术，谁决定如何分配新技术收益。技术进步史就是一场人类的权力斗争史。除了条形码，蒸汽机、ATM、无人驾驶、AI 大模型等无一例外。
条形码出现后，刺激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使得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全职收银员数量增加。但因为条形码去除了收银员快速算账的技能，降低了工作门槛，随之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工会抗争的失败，更让权力的天平彻底倒向企业。
而且，消费者需求带来的就业增加不是线形，而是倒 U 形，所以就业增加到顶后，岗位就开始下降。需求量开始上涨不再能抵消自动化带来的 “劳动力节约效应”。这也是怎么回事现在收银员急剧减少。当然，许多企业为降低成本，将收银员的劳动转移到消费的人承担，使之不再需要收银员。这也是收银员减少的一大原因。
从新技术变为基础设施后，条形码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它被不同群体挪用，涵盖包括抗议、艺术在内的不同表达。
弗里斯在 16 岁时，就看见一位朋友在脖子后面纹了一个条形码。他觉得这是自己见过最酷的东西之一，问她为何需要纹条形码？朋友说，因为我们都是资本主义机器上的齿轮。
这个回答给弗里斯留下深刻印象。但直到写完《条形码》这本书后，他才充分意识到条形码的价值。他觉得，条形码既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管道，也是承载各色文化想象的符号。
比如在《终结者》《十二猴子》《异形 3》等科幻电影中，条形码刻在角色身上，是一种非人化、商品化或资本主义的象征；在批判性艺术作品中，既有扩展条形码非人化隐喻的一面，将其和集中营囚犯的识别号码关联起来，也有利用条形码消费主义的一面，将达·芬奇、高更等画家的作品转化为条形码制作的做法就是例子。
在社会运动中，激进组织将条形码当作抗议资本主义和大公司权力的符号；在真实的生活中，条形码纹身被发现用于犯罪，比如人口贩卖。
在商品或建筑规划设计、亚文化表达（如 LGBT 贴纸）中，条形码多半作为正面的艺术元素出现。弗里斯说，这方面他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是 “情侣条形码纹身”。两人会纹上结婚纪念日日期的条形码在身上。
新书出版后，弗里斯在左肱二头肌纹上了条形码纹身，图案是自己著作《条形码》的国际标准书号（ISBN）。他解释：“除非问我，不然看到这一个纹身的人，根本不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这就是条形码纹身的本质：它们能代表一切。从对资本主义和顺从一致的批判，到所爱之人的生日或更大设计中一个吸引人的美学元素……”
3. 《创新的阻力》，詹姆斯·贝森 著，颜锦江、何冰 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年 10 月版。
4. 《发现未来：重塑世界的五大发明》，加文·维特曼 著，张金凤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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