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08-09 06:33:34 | 作者: 五星体育直播海外版
在中国院士中，很多人虽然在学术上名扬中外，但他们的出身、经历却鲜为人知。陈文新院士就是这里面之一。
记者对陈文新院士仰慕已久。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起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对当年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们“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感佩不已。听朋友说，她的导师是陈文新院士，而陈文新院士的父亲陈昌（字章甫）就是当年在湖南一师的同学。
朋友对陈院士十分敬仰，她们那份深厚的师生情深深感动了记者，特别是陈院士的家庭背景与不平凡的经历，让记者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
陈文新院士是烈士的女儿，父亲陈昌是主席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同窗挚友，后随参加革命，加入，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30年2月被反动派杀害。当时，陈文新只有3岁，其大姐12岁，二姐8岁，母亲毛秉琴一人艰苦求生，将她姐妹3人抚养成人。
陈文新的父亲牺牲后，母亲靠替别人缝补衣服换得男劳力为家里耕种几亩水田。按照湖南的习俗，女人不能下水田干活，但为求生存，母亲把陈文新打扮成男孩，剃了光头，打着赤脚，从事一些田里的辅助劳动。少年时，陈文新上山拾柴火，下水捞鱼虾，和母亲一起种菜养猪等，什么农活都干。母亲个子不高，又缠过脚，抬着土、水、粪尿，母女俩艰难地走在田埂上。陈文新8岁那年，山里发大水，家里唯一的一块水田被冲了，为了抢救这全家的活命粮，她将禾苗一株株从泥砂中扶起来，洗干净重新栽好，从清早干到天黑，整整干了4天。禾苗救活了，一家四口的生活才有了希望。母亲常用这段劳动故事教育后代。
陈文新童年的这段经历不仅使她帮着母亲谋到了生路，而且增强了体质、锻炼了毅力、磨炼了意志，也为她以后从事科研工作、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奠定了良好基础。她说，她的经历让她体会到“劳动创造财富、创造文明，也创造人类本身”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陈文新的父亲牺牲前对她母亲唯一的嘱托是“养育好他丢下的3个女儿”。母亲含辛茹苦，全力背负起这个沉重的嘱托。母亲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却千方百计地让3个女儿多读点书，因为她知道，有了知识、有了本领才能自立于社会。但是，家境贫寒，连饭都吃不上，她就没有钱供3个女儿上学。父亲牺牲时，陈文新的大姐刚读完小学五年级，家庭所迫，就靠自学，在15岁的时候冒充17岁考取了小学教师资格，从此担负起养活全家的任务。陈文新也才因此有了上学的机会。她白天跟着大姐上学，晚上伴着妈妈的纺车借着微弱的灯光学习，就这样，读完了小学四年级。为了能继续读下去，大姐带她跑遍了浏阳和长沙离家较近的地区，寻找可以免学费的学校。从高小到初中五年的学程，她断断续续读了3年就初中毕业了。因为日本侵略军进犯湖南，长沙城的高级中学都迁到外地，上高中就更困难了。1942年，她父亲的好友章寿衡把她带到了离家很远的武冈县，上了一所战时招收流亡学生的中学国立第十一中学。她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非常努力，经常得到学校的嘉奖。第十一中学名师荟萃，德高望重的老师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默默地奉献着。他们诲人不倦的精神给陈文新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她终身学习的榜样，使她立志要做一个人民的好教师。
1945年抗战胜利，陈文新高中毕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母亲仍为无力助她上大学而忧愁。陈文新理解母亲的苦衷，为实现上大学的愿望，她在家乡教了两年小学，把工资积攒起来，于1948年考入武汉大学，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习。1949年5月武汉解放，从此，她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幸福成长。
同志在湖南一师附小办学时，陈文新的父亲在那里当教师，他们同住长沙青山祠，陈文新的母亲也姓毛，和兄妹相称，亲如一家。和杨开慧的婚礼就是陈文新的母亲帮着操办的。
陈文新的父亲牺牲时，已上了井冈山，从此两家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毛主席多次亲笔给她母亲和姊妹写信，陈文新收到毛主席的第一封信是1951年5月在武汉大学上学时。当时，她捧着写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寄”的信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信中，毛主席鼓励她们姊妹“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现在，武汉大学校徽上“武汉大学”4个字就取自毛主席当年写给陈文新的信封。从此，“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就成了陈文新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1951年，陈文新到北京华北农科所（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毕业实习，受母亲的嘱托去看望毛主席。
一个周末的下午，她被毛主席的秘书接进了，受到毛主席全家人的热情款待。当毛主席握着她的手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坐在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她母亲和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谈了一些过去的事情。毛主席告诉她，他曾两次去过她的老家炭坡，1930年红军打长沙时见了她母亲一面，得知她父亲牺牲的消息。
毛主席深情地对她说：“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要学习你父亲的精神。”毛主席知道陈文新在武汉大学学农，很高兴，鼓励她好好学习，并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努力学习”4个字。陈文新3岁就失去了父亲，没有享受过父爱，毛主席的亲切接待使她受到了胜似父亲的关怀和爱抚，她感到无比幸福，并决心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为人民和国家服务。
1954年，陈文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即将结业的一个周六下午，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当时也在预备班学习）受主席委托，带陈文新到毛主席家做客。路上，王鹤滨告诉她：“毛主席对我讲，你是在武汉大学学习土壤农化的，很有志气。”
这次接见长达6小时。陈文新先在李敏、李讷等几个孩子的房间里坐下。她看到，房间非常简陋，家具都是湖南农民家陈设的：一张古旧的有四根方柱的深褐色木架大床，一张同样古旧的四方桌，几条板凳及几把矮小的木靠背椅。这对陈文新来说太熟悉了，她好像回到了湖南老家。
在陈文新凝神遐想时，毛主席走过来，紧握着她的手，向他的孩子们介绍说：“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在武汉大学学农的，你们长大了也要学农。”可能是认为陈文新大学毕业了，应该懂得农业了，所以，毛主席这次和她谈的都是农业方面的问题，问她全国有多少人学土壤学；中南地区土壤如何改良；怎么样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等等。在回答毛主席提的土壤改良问题时，陈文新谈了从书本上学到的有关苏联草田轮作制的原理和做法。毛主席说：“我国农民一家才几亩地，拿去种草，人吃什么？再说畜牧业不发达，种了草干什么用？”
当时，陈文新为自己脱离实际之谈感到很愧疚，但毛主席简单的话语却让她懂得了脱离中国国情照搬苏联是不行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毛主席这次当面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诲成了她一生工作的指导思想。从和毛主席的谈话中，她体会到主席是何等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积极学习农业科学，充分的利用自然资源，提高我国农业水平。毛主席对她学农的鼓励和对农业工作者的期望，成了她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动力。这也为她以后坚定不移地从事农业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文新选择根瘤菌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这类菌具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们与豆科植物共生，在其根部形成根瘤，像一个个小氮肥厂，将大气中的氮气还原成氨，供植物做肥料。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陈文新还是遇到不少思想障碍。比如有些领导部门不支持根瘤菌的研究，说“根瘤菌是老掉牙的问题，有什么好做的？”另外，受传统细菌分类工作的影响，认为分类工作枯燥无味，学生们不感兴趣。再加上，当时的遗传学、基因工程等都是科学研究的热门，对人们很有诱惑力，有的同学也建议她改作遗传学研究等。经过认真考虑，她最终认识到根瘤菌资源的重要性，而要作资源就必须作分类；否则，搜集的资源再多，不认识它，也无法应用。在她开始这项工作之初，她的老师陈华癸院士对她说，“做分类要安贫乐道”。“安贫乐道”，这句富有哲理的话语使她坚定了作分类研究的决心。她坚守这个信念，不辞辛劳，耐住寂寞，坚定不移地做了下去。
陈文新说，“安贫”不难做到，苦行僧也还可以，可是怎么样才可以“乐道”呢？也就是说，怎么样才可以对工作产生兴趣呢？因没有兴趣，工作是坚持不下去的。
陈文新开展根瘤菌分类研究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国际上正对细菌分类“改朝换代”，科学证明，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分类研究领域，能从基因水平上去了解细菌之间的亲缘关系，能获得自然分类的结果。
陈文新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所以从一开始，就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细菌分类技术，与国际同行齐头并进；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孕育着生物资源的极大多样性，几乎每做一批菌，都能获得新的结果。如开始在新疆只采到几十个菌株，就发现了一个新群；做快生大豆根瘤菌竟发现了一个新属中华根瘤菌属。后来，陈文新又定了一个新属中慢生根瘤菌属，与国际上原定的两个根瘤菌属一起成为4个根瘤菌大属。
正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不断发现新物种资源，陈文新研究它们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浓。学生们还因为在这里能学到微生物分类学的新技术，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应用，所以学习的积极性很高。30年来，陈文新院士的实验室共培养了硕士、博士80余名，不少已成为国内外该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才。回想起自己多年来对根瘤菌矢志不渝的研究，她不无感慨地说，当年毛主席的鼓励和恩师“安贫乐道”的点拨，在我思想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经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陈文新院士逐步在中国建立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细菌分类实验室，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根瘤菌分类、鉴别判定技术方法。这套方法符合国际上现行的细菌多相分类要求，这一有效的分类技术体系及相应的数据处理程序的建立，保证了中国根瘤菌生物多样性及其分类研究的需要，使陈文新院士及其学生们持续不断地建立了2属15种新根瘤菌。她的实验室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细菌分类室，为中国农业大学和其他研究单位培养了大批研究生，并为其他研究单位提供了支持。现在，她的实验室与比利时根特大学M.Gillis教授所领导的实验室一起，是目前国际上两个最主要的根瘤菌分类研究中心。她的实验室是发展中国家唯一一个技术全面而又多产的实验室。
30多年来，她利用国家的有限资助，成功地完成了全国32个省（市）根瘤菌资源初步调查、保藏和分类研究，取得了大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低投入，高产出”的评价，获得国家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6项，200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近年来，她对我国农业生产中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已导致非常严重的环境面源污染和土壤肥力水平下降而忧心忡忡。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发挥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固氮作用，可大幅度减少化肥用量。所以，在持续基础研究的同时，她已将大部分精力转移至根瘤菌的应用方面，特别是当她从国内同行的实验研究中发现豆科植物与禾本科间作，禾本科植物似乎能帮助豆科植物克服“氮阻遏”的障碍，促进豆科植物更多结瘤固氮时，她更是兴奋不已。现在，她正积极组织力量进行这方面的机理研究和根瘤菌应用基础研究，并先后两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充分的利用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固氮作用，优化我国农牧业种植系统，以减少化肥用量、改善土壤性状、减少环境污染，保障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现在，她虽逾80高龄，但还以极大的热情工作着、呼吁着，为开拓一条将根瘤菌资源优势、认知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的成功之路而努力着。
80年的人间沧桑，陈文新院士对人生有着科学家独到的感悟。她曲折的人生经历使她深深体会到：一个人要想为社会做些事情并有所成就，首先要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不忘旧中国的屈辱。她忘不了看到旧中国公园门口挂着“中国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时，作为中国人的那种悲哀、那种受屈辱的感觉；忘不了和母亲一样受尽苦难的中国农民蹒跚在农田艰苦劳作的身影；更忘不了毛主席对农民的关注，对农业发展的格外的重视。这是她对新中国强烈的爱和矢志建设好祖国的责任心以及战胜任何困难的动力源泉，是她宽厚大度、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做到“安贫乐道”、不骄奢淫逸、不挥霍浪费的思想基础。她说，其次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一个人从小到大到老，应有必要的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号召同学们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陈文新院士的行为正是响应和实践了毛主席当年的倡议。除了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外，陈文新院士年轻时曾坚持一年四季洗冷水澡，就是现在她还坚持走路上下班，或每天走路约一个小时。陈老师已80高龄，但她依旧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仍然忙碌在科研和指导学生的工作中，这都得益于她坚持不懈的锻炼。
坚持锻炼也是要有毅力的。陈院士说，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才能去承担工作任务，才有能力报效祖国。为实现伟大领袖“继承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的嘱咐，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她都体现出了惊人的毅力。
陈院士是科学家，在科研工作中硕果累累，树立了科学的事业观。她不是革命家，却有着革命家的思想境界和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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